贫僧近年来和青年人讲话,很注重二个问题:一个是「往好处想」,一个是要能「给人接受」,自己要做自己的贵人。
因为现在的人想法很奇怪,凡是一切事情,他都不往好处想,欢喜往坏处想。例如: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记债不记借,记我不记人。一个不替人设想的人,又怎么能和芸芸众生去相处呢?
说到「给人接受」,青年人总想他找不到职业,没有人重用他。可是,你会想到要人家接受你,你需要有什么条件吗?要能让人接受,你必须要有礼貌,你要懂得谈吐,你要能负责任,你要勤劳,你要忠诚、守法。儒家的忠、孝、仁、义;佛教的慈、悲、喜、舍,你一点都不具备,又怎么能让人接受呢?贫僧非常提倡报恩的人生,在我认为,报恩是富有,望人家给予是贫穷。所以,我也经常说,佛陀讲布施,是叫我们布施给人,并不是叫人家布施给我。
说起佛教讲的「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其实这当中,比父母恩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另类的人物哦!
徒众依严法师在养母年老的时候,尽心哺育,百般孝顺;但生母离他住持的寺院不远,有时候我叫他回去探望生母,他跟我说:「我对于养母有感恩之情;对于生母,她生下我之后,就把我送给别人了。因为没有感情,所以不感觉需要对她有孝养的义务。」可见,生母、养母,其实都有恩情,只是恩情的大小还是有分别。
贫僧感觉到最大的恩人就是外祖母,她有许多的儿孙,犯不着对一个外孙有那么多的关怀,但我幼年是在外祖母的呵护下,慢慢成长的。她经常带我外出,参加一些佛堂的集会;早晨,她把园田里生长的青菜、萝卜拿到市场卖了以后,带回来热腾腾的烧饼、油条,就叫我起床用早餐。所以,我的童年很少在李家和父母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反而和我的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时间比较长。
出家以后,经常午夜梦回最怀念的人,应该就是外祖母了。外祖母刘王氏,连名字都没有,虽不识字,但会背诵《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她从小茹素,十八岁嫁给我的外公刘文藻,相夫教子,克勤克俭,持家立业,为刘家建了四合院的瓦房,也买了一些土地田园。她为人温和,性好慈悲,可以说她的身教影响我最多。
在台湾数十年,不能回去大陆,心中所挂念的当然是母亲和家人,但更担忧的是,外祖母年老了不知如何生活。及至我一九八九年回乡探亲,才知道她已往生多年了。大恩无从报答,回到美国,即刻筹措了两千美元,交给三弟国民为外祖母建一座小型塔墓纪念。
多年后,等到我第二次回乡,他没有遵照我的托付为外祖母建一个宝塔,反而建一个纪念堂,把他的妻子李夏秀华牌位供在中间,外祖母只是一个小牌位立在旁边。我一看,当时忍不住回头,立刻拂袖而去。至今对于三弟国民的这种行为,耿耿于怀,不能谅解,这也是贫僧的恩怨分明吧!
对于贫僧参学的母院栖霞律学院,两岸开放后,我为栖霞山他们捐建十一间楼、月牙池、明镜湖,甚至山门。这些都经过我的老师雪烦和尚、圆湛法师之手,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我这许多想回报的恩惠,有报答了没?
为了报答师父志开上人的恩情,我回到宜兴复兴祖庭大觉寺,承蒙海内外信徒供养甚巨,也不知道多少,应该有上亿的人民币了。不过,金钱、物质并不能表达报答别人的恩惠,最主要的,是在心灵的深处要感受到,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报答别人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大恩啊。
佛教讲「缘起法」,我们吃饭,要农夫种田;我们穿衣,要工人织布;我们的日用,需要商人供给。可以说,我能生存在天地之间,都是士农工商所有大众施予我的恩惠,不然,我个人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
一九八九年回乡探亲后,对于四、五十年前打我、骂我的老师,有的虽然高龄七、八十岁了,为了感谢他们的教导之恩,如:雪烦院长、圆湛、合尘、惠庄、介如、本沧等老师,甚至同学智勇、现华、出尘等,我都多次请他们出国旅行。有的畅游香港,有的远去美国,甚至欧洲,让他们观看世界之大,也让我报答他们当初的教育大恩。
当然,对我有恩的人不止于此,像妙果长老、智道法师,以及台湾不只万千的信者,滋养我的法身慧命,让我有缘分在世界上弘法利生。我对大陆、台湾,甚至世界各地有缘人的这许多恩情,不知如何报答,所以希望全世界的徒众,为我在他们住持的分别院设立「滴水坊」,供给一饭一面的简食,让贫僧也能可以感受到「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意义。
施恩惠给我的人,当然不一定是在金钱、物质上的给予,像栖霞律学院的那许多老师给我的打骂,我都认为他们是慈悲的心肠、霹雳手段的教法,都值得我感念。
后来有一些人,对我索求不遂,或者我实在无力应付而怀恨记仇的人,也不能说为数没有。像我有一个侄子,一九八九年我回乡探亲后,一再表示想要到美国去,我都想要满青年的愿望。好不容易让他去了,又要求我帮他付学费。完成学业了,又要我帮他买房、找职业,但是他生性懒惰,几次实在无法满其所求。后来他跟我说,你创建的西来寺二十年,我可以二天就让它毁坏。
外人好或不好,或者基于嫉妒,或基于思想不同,这倒也罢了,对于家人亲友这种无理的索求,我一介贫僧,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教的、十方的,叫我对家族做什么,个人哪有什么能力?我不能拿三宝佛门的钱来帮助他们啊。这种对我的仇恨、谩骂,我也只有觉得,愈亲的人都是冤家债主吧!
所以,多少年来,也有人对我批评,甚至辱骂,种种的吹毛求疵,我仍然是感念于心。我真实的没有一点恨意,只想到,我不知如何能补报他的不足,让我们之间没有对立,只有情谊,没有怨恨,只有尊重。现在,像这许多的怨憎会苦,我也不会太把它放在心上,要造谣生事、要批评毁谤的,只要能消除你的怨恨,也算贫僧对他们的一点贡献吧!
以上这些恩怨都还容易叙述,对于人间的情爱,实在就不是能讲得清楚了。
贫僧也是人,虽然出家,对于爱恨也还是非常的有体会。记得我在做国民小学校长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太太,千方百计的要我做她的干儿子(义子),但是我绝对不能。我能可以割爱辞亲,远离我的俗家父母,我怎么能在为僧之后,又认别人做父母呢?若要,就如经中所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需要天下的父母,不需要一个关心我、爱我、做他儿子的父母。虽承蒙他们对我种种的关怀厚爱,也只有辜负他们的盛情了。
还有一对姓潘的夫妇,也是千方百计的希望我还俗,做他们的女婿,这个可以说更加的办不到了。我是多少的牺牲奋斗,才有机会出家,才有机会在这里能担任校长。虽然只是小学校长,我又怎么能可以舍弃佛教的恩情重义?
初到台湾,担任《人生》杂志的编辑,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是文化的沙漠,佛教能有一份杂志让人阅读,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注意,因此有一位工厂的女性员工,邀请我到他们的地方去说法。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弘法重要,因此就承认她前往。
我刚刚才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过以后,我以为他们也是有一个讲堂,供给我讲说。哪里知道,我去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十公尺长条型的房间里,旁边是通铺,应该是女生的宿舍。他们把通铺整理得非常清洁,让我在那里讲说,参与的全部都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我当时一看,心想,地藏菩萨为了度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贫僧不但是凡夫,也是凡身,在这样女性的场合里传教说道,实在不相宜。所以我简单的讲说后,连姓名也没有再问,从此就没有再来往了。是我无情呢?还是我应该对人间留有一些情义呢?
后来也有不少次,都是精神失常的中年女性给予我一些困扰。
例如,有一天下午在佛光山大雄宝殿前,忽然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带来两位身高不比我矮的男众青年,叫他们走到我前面,跟他们说:「这是你们的爸爸,赶快磕头。」那两个男生竟也真的向我跪拜,搞得我一头雾水。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做我的兄弟都可以,我那时候也才四十岁,做我的儿女,不要说名分不该,就是年龄也不相衬。
这个女性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正常,但实际上,大家都说她有妄想症,已住在山下几年。后来并没有对我构成很大的干扰威胁,只是不断在外面散播,说她和我是七世的夫妻,把「梁山伯祝英台七世因缘」的民间小说,拿到山上来胡言乱道。对她,她不知道有损失,对我,个人损失是小,可是对佛教不该这么冒犯。
在台北普门寺,每逢我在台上讲说佛法的时候,总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要送一杯茶,或者送一朵花来。我也觉得奇怪,平常在普门寺里也没见过这一个人,为什么讲座的时候都会出现?后来,听说她是一个中学的国文老师,因为精神异常,有一些不正常的行动,要我不必介意。
但是有一次,我和慈惠法师等人在楼下等电梯,她跑上前来就帮我拉衣领,端正我的衣服,旁边还有好多男士、不知何处的客人,看到以后,想有这么一位贤惠的女士对我这么照顾,实在叫我有口也难以说明。甚至于,她也写有字条留在普门寺,教人务必拿给我,上面写着:「我一定摘下天上的那朵云……。」在她,是如诗如画的感受;在我,觉得她不该有这样的骚扰。
做一个出家人,尤其要在社会从事人间佛教的宣扬,每天跟很多人来往,那时候在台湾,最怕有两顶帽子,给你戴上了就非常的严重。一顶是红色的,也就是有共产党的嫌疑;一顶是黄色的,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小二、小三。这对一个出家人而言是严重的打击,尤其对一个青年的出家人,是非常不利的行为。当然,贫僧也是人,我也有恩怨,我也有爱瞋,只是有些误会,都教人非常的难堪。
早年在佛光山,有一个做电话接线生的十五、六岁小女孩,我要到客堂会客,经常会经过总机旁边,一、两年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但在经过的时候,她都起立向我问好,我因为会客时间匆促,也没有跟她有语言的接触。有一天忽然在路上碰到了,我想,应该说一句给她欢喜的话,不觉就脱口而出:「你很漂亮啊。」
在我想,一个女孩子总欢喜人家赞美她美丽、漂亮。没有过几分钟,徒众慈嘉法师就来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是佛学院的院长,他说这个女孩去问他:「院长说我漂亮是什么意思?」慈嘉法师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也不为她解释,就骂她:「不要三八,不要乱说。」像这许多三八、乱说,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这样,贫僧至今老矣!人生许多的过往,都离开不了过去的往事情仇,但仇人我没有,或者别人对我有仇,我对别人也没有仇,因此不敢说「恩怨情仇」,就改为「恩怨情事」。这一切一切,就如佛陀说的,都当做是我们修道上的逆增上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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