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贫僧有话要说》 十九说 我的新佛教改革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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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5-02 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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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革新佛教运动是一生志业，当为一个出家人的完成，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佛教」。
其实，我青少年的时期，非常懵懂无知，从小跟随外婆到庵堂，知道佛教有个观音老母，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十二岁在栖霞山出家，寺院里中间的佛殿也不叫大雄宝殿，而是叫「毗卢宝殿」，中间供奉了毗卢遮那佛。
当然，我追查这尊佛和我们出家人是什么关系，前辈学长们都说，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另外还有一个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只是应现者。他是二千五百年前，出生在印度的应身佛。当时贫僧非常的幼稚，为什么一尊佛又有法身，又有报身，又有应身，这许多不同名称，又有什么分别？实在不容易明了究竟。
后来，年龄渐渐成长，知道僧徒不能给社会讥为无业游民，也不能让佛教的信徒们感觉出家人寄佛偷生。觉得佛教要从事生产，应该要革新，僧徒要有生活的机能，比丘应该要能做医师、教师、传教士等；比丘尼也是要能做教师、护理，要能参与著书立说等弘法利生的行列。
我在栖霞山七、八年的岁月，也知道了佛教不能只靠念佛诵经，应该要教育，所谓要五育并进，尤其是体育。没有健康的身体，一些年轻的僧侣，都是闭目养神，好像老僧入定，这样子就能复兴佛教吗？
我没有别的能量，那时候因年纪小，虽然也曾做过学院的自治会会长，但也只能想到做体育的倡导者。现在，社会人士都知道贫僧喜好篮球，其实贫僧不是喜爱篮球，只是觉得篮球的运动，适合佛教青年的学习成长，比较容易接受。
尤其，我从青少年就知道佛教团结的重要，因为打篮球需要有团队精神，不是求个人表现，必须集体创作，要替队友制造机会，彼此相互的同心协力，争取胜利。打篮球，可以革除佛教僧青年的许多毛病。
例如：大家动作缓慢，可是篮球都讲究一秒、零点几秒的时间，要非常迅速，而僧青年精神涣散，不集中精力读书、工作，透过打球可以激发人类的潜能，非得要积极迅速、勇猛向前不可。
我又感觉到，僧青年都有很多的理由，不肯认错。在篮球场上，只要教练的哨子一吹，犯错的人，立刻举手，还要向对方行礼道歉，这合乎佛教忏悔灭罪的意义。打篮球和佛教的教义，又有什么违背吗？就是说投球吧，打篮球并不是完全只靠力道、奋勇，要有心力，所谓境随心转，心中动念，篮球进网得分。体育运动，就是我革新佛教运动最初的想法了。
及至十八岁到了焦山，更受新思潮的影响，我知道了五四运动，知道了三武一宗的教难，知道了太虚大师「教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的三革运动，我觉得要争取佛教，非此不可。我也知道印光大师的三滥，所谓「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我也很同意，但我认为，这还不是革新佛教最紧要的问题。
革新佛教，需要为佛教办几所大学，为佛教办几所医院，为佛教办几家报纸，为佛教办几间电台（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甚至于为佛教办许多的农场、许多的工厂，僧徒要自食其力。当然，更要发心为社会人间服务，那是发心菩萨道不可少的行为。我就想到，要到大街小巷贴许多的标语，唤醒民众对佛教信仰的注意，我也希望自己虽没有力量去出版报纸书刊，至少能张贴板报在重要的车站、人船码头，让民众了解佛法的真义。
太虚大师筹组「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时，他曾说过：「佛教要靠我们青年僧伽」，这是我那个时候最欣赏的名言了。可惜，在太虚大师即将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的前数月，就在上海圆寂了，当时他才六十岁。我为此真是如丧考妣，几乎数日间，精神恍忽，觉得天地日月无光。这一段时间，好像是我的生命中感到最低潮的时日。
后来承蒙荫云和尚的赏识，他看了《怒涛》月刊，知道我们这许多青年的志愿，就把南京华藏寺，交给我们主管，做为佛教革新的基地。我们青年僧中，最初有智勇法师领头，从焦山来的能培、敬三、惟春，甚至从普陀山闻讯而来的煮云法师，都来参加我们的行列，一起为革新佛教跨进一步。我们提倡「僧伽新生活规约」，寺中一些以经忏为业的僧众，对我们敢怒不敢言。
华藏寺位居南京侯家桥，距离现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不远，不到一、两公里。当时里面已经有小小一座织布工厂，还有益华文具店、热水供应站等设施。据说，当初在左近的数条街道土地都是寺方所有，后来住持吃喝玩乐，把它一一的变卖，使得华藏寺蒙受了法门不兴的名誉。
我们希望把华藏寺的房地产收回来一部分，尤其是位在清凉山那一块七公顷的土地。于是特地花了十石米的价码，请来南京最有名的黄龙律师到法院诉讼。因为南京市政府强征了我们的土地，预备做南京市第六中学。我想，要办教育，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办，政府想办，就去办政府的学校，佛教办佛教的学校。于是我们设立了华藏学校，为佛教来做一些改革运动。
可惜，国共战争开始，让所有的美梦都破碎了，不得已，我们这一群青年也各自分散了。煮云法师先回普陀山；曹敬三也随军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惟春、松风也不知道给国共两党哪一方逮捕，生死无法得知；智勇法师要去组织僧侣救护队救护伤亡，把华藏寺主持交由我承担。
因为朋友、同学都已分散，个人办事业难成，在为前途徬徨徘徊的时候，智勇法师突然放弃僧侣救护队，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退票，他虽是我的同学至交，我也不喜欢他这种临场退票的性格，于是自告奋勇，继续未完成的僧侣救护队工作，把主持交由我在焦山的学长现华法师担任。
那是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冬天，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台湾称为「徐蚌会战」的这一场战争开战，两军各投入了五十万的军人，在沙场撕杀，伤兵死尸难以估算。在腊月寒冬的南京下关铁道旁，有许多死尸堆。我们想，不能把这许多死尸暴尸在外，应该给予埋葬。但是有人说，这个不合理，这许多死难的居民，假如家人要来收尸，我们把尸体都埋葬了，让他们的家人都找不到。你们要做救护工作的，应该要组织专业的训练。
到哪里训练？有人说，到台湾。台湾在哪里？其实贫僧也不知道，不过有人这样说，也让我觉得做救护工作确实需要训练。就这样，在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节新年期间，贫僧来到了台湾。很多人以为我是从军来台，事实上我是参加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我不是军人，这一生没有拿过枪，没有打过一发子弹。后来，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我因在台湾，变成有国难归，有家难回，只有在台湾落脚。
我们是在早晨到达基隆港，听说晚上才会有车子送我们到台南训练。期间就有人说要到台北一下。我问，台北在哪里？他们用手一指，我以为台北大概只有几百公尺。我说，你们快去快回。哪知道，有近二十人，一去就不回了。
所谓「到台湾训练」，是因为贫僧的师父志开上人和孙立人将军交谊很深，所以禀告了孙将军。当时他在台湾担任军官训练的工作，交代我们到台南待命等他约见。到了台南，等了一、两个星期，他只来电话关心一下，后面就没有消息。我们三十余人中，大约十余人不告而别，眼看僧侣救护队已经没有办法成功，贫僧只有跟大家说，大家都各奔西东吧！
贫僧想，在台中宝觉寺，有我的学长大同法师在那里当监院，他曾跟我通信，说他想要办三千人的佛学院，邀约我到台湾来教书。我知道他的言词太过夸大，那时候佛教还没有条件能办千人以上的佛教学院，也就没有跟他回应。这时，因为前途茫茫，也只有去找他商量未来的去路。到了宝觉寺，才知道他在两个礼拜前，因为匪谍嫌疑，已经逃往香港。访友未遇，在台湾，贫僧就再没有朋友、熟人了。
后来，贫僧又拜访好几家在大陆知名的台湾寺庙，他们都拒绝接受我们挂单。到处碰壁多次以后，承蒙圆光寺妙果长老跟我投缘，大概也由于他的徒众弟子中，如智道法师帮忙事先说了多少好话，妙果长老一见到我们，就悄悄跟我讲，你可以住下来。有人这样亲密盛情邀约，我就这样挂单在圆光寺里。
这个时候，台中有一个《觉群》周报，是太虚大师在上海创办，由大同法师把它带来台湾，因无人编辑，要我前去帮忙。我只编了一集，听说就受到安全人员监视。有人跟我警告，我也不敢再前往台中了。不过，为了佛教革新运动，鼓吹佛教走出山门，走向社会，刚巧在台北有一个《自由青年》周刊，我就不断写文章投稿。
不久，台湾的治安单位逮捕有匪谍嫌疑的出家人，包括慈航法师等一百余人，都被囚禁起来。经过多人营救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敢替寺方再制造麻烦，只有帮忙寺方做一些苦行工作。一年多后，到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贫僧到了新竹青草湖担任教务主任。
这是因为创办人大醒法师中风卧床不起，不能语言，住持无上法师是一位头陀苦行的行者，对教育他也不敢闻问，就全权给我负责。大概有六十名学生，四众弟子都有，我请心悟、心然两位法师，一位担任佛学教师，一位担任佛教史教师，我教授国文。其它的世俗学科，皆由当时石油公司研究所几位科学家，如：李恒钺《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的作者、程道腴等人教授。
我想革新佛教，需从教育着手，还是开始提倡体育。支援我的信徒，王郑法莲居士，从台北送来乒乓球桌、乒乓球和排球等运动器材。记得我拿了排球教学生们打球，所有的学生一个个都往后退，不敢碰球。我想想，真是感慨，当初年轻的时候做学生，想发扬佛教徒要有体育运动，遭受院方开除；现在我做了学院的负责人，提倡体育运动，学生不敢碰球。这个佛教革新，未来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后来讲习会搬去台北，我也藉此机会离开了。
虽然受警方监视，不过从青草湖开始，贫僧就到街头讲演，从事传播佛教。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春左右，受到佛教派系的排挤，我才应宜兰居士们的邀约前往讲经。
当时，每周六举办念佛会，我为大家讲说《普门品》，本以为也只是一个临时几天的过程，还是会要离开的；但是人的因缘，难以料定。讲过之后，男女老少都再三挽留，几乎跪地请求，不要我离开。
可是一个小型的雷音寺，佛殿也不过三、四十坪，一百名的信徒念佛，都要站到殿外的走廊，里面供奉大小佛像、神像一百多尊。我当然不能忍耐这样复杂的信仰，既然要弘扬正法，要以禅坐、念佛为宗，我就把雷音寺里所有的顺风耳、七爷、八爷等神像，以及那许多肃静、回避牌子都收藏起来，让佛堂单纯一点，供人礼拜。我主张神佛应该要分清，不要让人对神佛同等的看法，甚至把贫僧当为神坛的工作人员。
这一个举动，又惊动了地方另外的一帮人士，他们认为我这种行为大逆不道，几乎快被雷音寺管理人驱逐离开宜兰。我为了弘扬正法，你要想赶我离开，我倒反而立志不要离开。不过，那时候宜兰的佛教徒，尤其李决和、林松年等青、中年拥护我的人也多，让我有机会在宜兰继续展开了青年学佛运动，和佛教走上社会的弘法。
后来，把周六念佛会改为宜兰念佛会，贫僧也不曾要求担任什么名义，为他们建设讲堂，将住在寺里的三家军眷，请他们搬家离开，还给寺庙一个庄严宁静。宜兰小镇虽小，但是大家非常的纯真，我也很乐于住在宜兰。这时候，觉得可以进行革新佛教运动的开始。
最先，贫僧办了一个文理补习班，接着继续办文艺班，后来宜兰中学、宜兰农校、兰阳女中、陆军通讯兵学校的老师们都来参与我的活动。有了这许多老师的支助，一下有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念佛会忽然改观了。虽然在一个小小寺院里，甚至借用丹墀户外的场地，我就办起歌咏队、儿童班、学生会、弘法队，每天几乎是像个学校一样，弦歌不断。
那许多的青年学子，我让他们参与到乡村传教，从基隆瑞芳、候硐、菁桐坑（菁桐）、顶双溪、福隆，一直到头城以南，罗东、苏澳等地，这一条宜兰县的铁道，完全成为我们的道场。那许多神道寺庙也都配合我们，把他们的殿堂借出来给我们使用。尤其，各火车站的站长如谢克华，甚至运务段的段长张文炳，也成为佛教徒。有时候到各处去传教，买不起火车票，他们认为我们在净化人心，对社会有益，都从另外一个方便门，让青年弘法队员进出，节省了很多的车马费。
前后我在那里二十余年，以这样的基础，这许多人士，加上为我谱曲、教授音乐的杨勇溥等诸多信徒，散播台湾各地，把念佛会的一些方法传播开来。例如：马腾、王普有到了冈山，受到周罗汉的支持成立了念佛会，现在我在冈山的讲堂，就是周罗汉的家宅。其它虎尾念佛会、龙岩念佛会、台北念佛会、头城念佛会、罗东念佛会等，也这样相继的成立了。
由于各地念佛会的干部，都在宜兰受过基本的正信佛教训练，台湾的佛教就慢慢的改观。虽然受到警察一些干扰，地方人士对我的疑虑，但是当我们的车队，用三轮车装上大喇叭出去宣扬：「我们的佛教来了！各位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的佛教来了！我们的佛教来了！」在那个蒋夫人领导的基督教弘扬势力之下，我们能可以苟延残喘，把佛教也能逐步的发展，把佛教叫得这么响亮，实在说，对于台湾佛教历史研究的人士们，应该要注意到这一点。
从此之后，台湾的传戒、大学里的社团、电台有佛教之声等节目；李炳南在台中树立的佛教莲社，煮云法师在凤山的弘化，广慈法师在澎湖的传教，在台北一些大陆来的长老们，都能动员讲经说法；以及林锦东、林大赓、外省的周宣德、朱镜宙、赵恒惕、立法委员董正之，仗着在政府地位声望很高的章嘉大师为背景，台湾佛教的活动一时蓬勃发展，欹欤盛哉！一大事因缘，我感觉到新佛教运动好像就从台湾开始了。
其实，我青少年的时期，非常懵懂无知，从小跟随外婆到庵堂，知道佛教有个观音老母，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十二岁在栖霞山出家，寺院里中间的佛殿也不叫大雄宝殿，而是叫「毗卢宝殿」，中间供奉了毗卢遮那佛。
当然，我追查这尊佛和我们出家人是什么关系，前辈学长们都说，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另外还有一个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只是应现者。他是二千五百年前，出生在印度的应身佛。当时贫僧非常的幼稚，为什么一尊佛又有法身，又有报身，又有应身，这许多不同名称，又有什么分别？实在不容易明了究竟。
后来，年龄渐渐成长，知道僧徒不能给社会讥为无业游民，也不能让佛教的信徒们感觉出家人寄佛偷生。觉得佛教要从事生产，应该要革新，僧徒要有生活的机能，比丘应该要能做医师、教师、传教士等；比丘尼也是要能做教师、护理，要能参与著书立说等弘法利生的行列。
我在栖霞山七、八年的岁月，也知道了佛教不能只靠念佛诵经，应该要教育，所谓要五育并进，尤其是体育。没有健康的身体，一些年轻的僧侣，都是闭目养神，好像老僧入定，这样子就能复兴佛教吗？
我没有别的能量，那时候因年纪小，虽然也曾做过学院的自治会会长，但也只能想到做体育的倡导者。现在，社会人士都知道贫僧喜好篮球，其实贫僧不是喜爱篮球，只是觉得篮球的运动，适合佛教青年的学习成长，比较容易接受。
尤其，我从青少年就知道佛教团结的重要，因为打篮球需要有团队精神，不是求个人表现，必须集体创作，要替队友制造机会，彼此相互的同心协力，争取胜利。打篮球，可以革除佛教僧青年的许多毛病。
例如：大家动作缓慢，可是篮球都讲究一秒、零点几秒的时间，要非常迅速，而僧青年精神涣散，不集中精力读书、工作，透过打球可以激发人类的潜能，非得要积极迅速、勇猛向前不可。
我又感觉到，僧青年都有很多的理由，不肯认错。在篮球场上，只要教练的哨子一吹，犯错的人，立刻举手，还要向对方行礼道歉，这合乎佛教忏悔灭罪的意义。打篮球和佛教的教义，又有什么违背吗？就是说投球吧，打篮球并不是完全只靠力道、奋勇，要有心力，所谓境随心转，心中动念，篮球进网得分。体育运动，就是我革新佛教运动最初的想法了。
及至十八岁到了焦山，更受新思潮的影响，我知道了五四运动，知道了三武一宗的教难，知道了太虚大师「教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的三革运动，我觉得要争取佛教，非此不可。我也知道印光大师的三滥，所谓「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我也很同意，但我认为，这还不是革新佛教最紧要的问题。
革新佛教，需要为佛教办几所大学，为佛教办几所医院，为佛教办几家报纸，为佛教办几间电台（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甚至于为佛教办许多的农场、许多的工厂，僧徒要自食其力。当然，更要发心为社会人间服务，那是发心菩萨道不可少的行为。我就想到，要到大街小巷贴许多的标语，唤醒民众对佛教信仰的注意，我也希望自己虽没有力量去出版报纸书刊，至少能张贴板报在重要的车站、人船码头，让民众了解佛法的真义。
太虚大师筹组「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时，他曾说过：「佛教要靠我们青年僧伽」，这是我那个时候最欣赏的名言了。可惜，在太虚大师即将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的前数月，就在上海圆寂了，当时他才六十岁。我为此真是如丧考妣，几乎数日间，精神恍忽，觉得天地日月无光。这一段时间，好像是我的生命中感到最低潮的时日。
后来承蒙荫云和尚的赏识，他看了《怒涛》月刊，知道我们这许多青年的志愿，就把南京华藏寺，交给我们主管，做为佛教革新的基地。我们青年僧中，最初有智勇法师领头，从焦山来的能培、敬三、惟春，甚至从普陀山闻讯而来的煮云法师，都来参加我们的行列，一起为革新佛教跨进一步。我们提倡「僧伽新生活规约」，寺中一些以经忏为业的僧众，对我们敢怒不敢言。
华藏寺位居南京侯家桥，距离现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不远，不到一、两公里。当时里面已经有小小一座织布工厂，还有益华文具店、热水供应站等设施。据说，当初在左近的数条街道土地都是寺方所有，后来住持吃喝玩乐，把它一一的变卖，使得华藏寺蒙受了法门不兴的名誉。
我们希望把华藏寺的房地产收回来一部分，尤其是位在清凉山那一块七公顷的土地。于是特地花了十石米的价码，请来南京最有名的黄龙律师到法院诉讼。因为南京市政府强征了我们的土地，预备做南京市第六中学。我想，要办教育，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办，政府想办，就去办政府的学校，佛教办佛教的学校。于是我们设立了华藏学校，为佛教来做一些改革运动。
可惜，国共战争开始，让所有的美梦都破碎了，不得已，我们这一群青年也各自分散了。煮云法师先回普陀山；曹敬三也随军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惟春、松风也不知道给国共两党哪一方逮捕，生死无法得知；智勇法师要去组织僧侣救护队救护伤亡，把华藏寺主持交由我承担。
因为朋友、同学都已分散，个人办事业难成，在为前途徬徨徘徊的时候，智勇法师突然放弃僧侣救护队，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退票，他虽是我的同学至交，我也不喜欢他这种临场退票的性格，于是自告奋勇，继续未完成的僧侣救护队工作，把主持交由我在焦山的学长现华法师担任。
那是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冬天，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台湾称为「徐蚌会战」的这一场战争开战，两军各投入了五十万的军人，在沙场撕杀，伤兵死尸难以估算。在腊月寒冬的南京下关铁道旁，有许多死尸堆。我们想，不能把这许多死尸暴尸在外，应该给予埋葬。但是有人说，这个不合理，这许多死难的居民，假如家人要来收尸，我们把尸体都埋葬了，让他们的家人都找不到。你们要做救护工作的，应该要组织专业的训练。
到哪里训练？有人说，到台湾。台湾在哪里？其实贫僧也不知道，不过有人这样说，也让我觉得做救护工作确实需要训练。就这样，在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春节新年期间，贫僧来到了台湾。很多人以为我是从军来台，事实上我是参加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我不是军人，这一生没有拿过枪，没有打过一发子弹。后来，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我因在台湾，变成有国难归，有家难回，只有在台湾落脚。
我们是在早晨到达基隆港，听说晚上才会有车子送我们到台南训练。期间就有人说要到台北一下。我问，台北在哪里？他们用手一指，我以为台北大概只有几百公尺。我说，你们快去快回。哪知道，有近二十人，一去就不回了。
所谓「到台湾训练」，是因为贫僧的师父志开上人和孙立人将军交谊很深，所以禀告了孙将军。当时他在台湾担任军官训练的工作，交代我们到台南待命等他约见。到了台南，等了一、两个星期，他只来电话关心一下，后面就没有消息。我们三十余人中，大约十余人不告而别，眼看僧侣救护队已经没有办法成功，贫僧只有跟大家说，大家都各奔西东吧！
贫僧想，在台中宝觉寺，有我的学长大同法师在那里当监院，他曾跟我通信，说他想要办三千人的佛学院，邀约我到台湾来教书。我知道他的言词太过夸大，那时候佛教还没有条件能办千人以上的佛教学院，也就没有跟他回应。这时，因为前途茫茫，也只有去找他商量未来的去路。到了宝觉寺，才知道他在两个礼拜前，因为匪谍嫌疑，已经逃往香港。访友未遇，在台湾，贫僧就再没有朋友、熟人了。
后来，贫僧又拜访好几家在大陆知名的台湾寺庙，他们都拒绝接受我们挂单。到处碰壁多次以后，承蒙圆光寺妙果长老跟我投缘，大概也由于他的徒众弟子中，如智道法师帮忙事先说了多少好话，妙果长老一见到我们，就悄悄跟我讲，你可以住下来。有人这样亲密盛情邀约，我就这样挂单在圆光寺里。
这个时候，台中有一个《觉群》周报，是太虚大师在上海创办，由大同法师把它带来台湾，因无人编辑，要我前去帮忙。我只编了一集，听说就受到安全人员监视。有人跟我警告，我也不敢再前往台中了。不过，为了佛教革新运动，鼓吹佛教走出山门，走向社会，刚巧在台北有一个《自由青年》周刊，我就不断写文章投稿。
不久，台湾的治安单位逮捕有匪谍嫌疑的出家人，包括慈航法师等一百余人，都被囚禁起来。经过多人营救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敢替寺方再制造麻烦，只有帮忙寺方做一些苦行工作。一年多后，到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贫僧到了新竹青草湖担任教务主任。
这是因为创办人大醒法师中风卧床不起，不能语言，住持无上法师是一位头陀苦行的行者，对教育他也不敢闻问，就全权给我负责。大概有六十名学生，四众弟子都有，我请心悟、心然两位法师，一位担任佛学教师，一位担任佛教史教师，我教授国文。其它的世俗学科，皆由当时石油公司研究所几位科学家，如：李恒钺《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的作者、程道腴等人教授。
我想革新佛教，需从教育着手，还是开始提倡体育。支援我的信徒，王郑法莲居士，从台北送来乒乓球桌、乒乓球和排球等运动器材。记得我拿了排球教学生们打球，所有的学生一个个都往后退，不敢碰球。我想想，真是感慨，当初年轻的时候做学生，想发扬佛教徒要有体育运动，遭受院方开除；现在我做了学院的负责人，提倡体育运动，学生不敢碰球。这个佛教革新，未来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后来讲习会搬去台北，我也藉此机会离开了。
虽然受警方监视，不过从青草湖开始，贫僧就到街头讲演，从事传播佛教。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春左右，受到佛教派系的排挤，我才应宜兰居士们的邀约前往讲经。
当时，每周六举办念佛会，我为大家讲说《普门品》，本以为也只是一个临时几天的过程，还是会要离开的；但是人的因缘，难以料定。讲过之后，男女老少都再三挽留，几乎跪地请求，不要我离开。
可是一个小型的雷音寺，佛殿也不过三、四十坪，一百名的信徒念佛，都要站到殿外的走廊，里面供奉大小佛像、神像一百多尊。我当然不能忍耐这样复杂的信仰，既然要弘扬正法，要以禅坐、念佛为宗，我就把雷音寺里所有的顺风耳、七爷、八爷等神像，以及那许多肃静、回避牌子都收藏起来，让佛堂单纯一点，供人礼拜。我主张神佛应该要分清，不要让人对神佛同等的看法，甚至把贫僧当为神坛的工作人员。
这一个举动，又惊动了地方另外的一帮人士，他们认为我这种行为大逆不道，几乎快被雷音寺管理人驱逐离开宜兰。我为了弘扬正法，你要想赶我离开，我倒反而立志不要离开。不过，那时候宜兰的佛教徒，尤其李决和、林松年等青、中年拥护我的人也多，让我有机会在宜兰继续展开了青年学佛运动，和佛教走上社会的弘法。
后来，把周六念佛会改为宜兰念佛会，贫僧也不曾要求担任什么名义，为他们建设讲堂，将住在寺里的三家军眷，请他们搬家离开，还给寺庙一个庄严宁静。宜兰小镇虽小，但是大家非常的纯真，我也很乐于住在宜兰。这时候，觉得可以进行革新佛教运动的开始。
最先，贫僧办了一个文理补习班，接着继续办文艺班，后来宜兰中学、宜兰农校、兰阳女中、陆军通讯兵学校的老师们都来参与我的活动。有了这许多老师的支助，一下有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念佛会忽然改观了。虽然在一个小小寺院里，甚至借用丹墀户外的场地，我就办起歌咏队、儿童班、学生会、弘法队，每天几乎是像个学校一样，弦歌不断。
那许多的青年学子，我让他们参与到乡村传教，从基隆瑞芳、候硐、菁桐坑（菁桐）、顶双溪、福隆，一直到头城以南，罗东、苏澳等地，这一条宜兰县的铁道，完全成为我们的道场。那许多神道寺庙也都配合我们，把他们的殿堂借出来给我们使用。尤其，各火车站的站长如谢克华，甚至运务段的段长张文炳，也成为佛教徒。有时候到各处去传教，买不起火车票，他们认为我们在净化人心，对社会有益，都从另外一个方便门，让青年弘法队员进出，节省了很多的车马费。
前后我在那里二十余年，以这样的基础，这许多人士，加上为我谱曲、教授音乐的杨勇溥等诸多信徒，散播台湾各地，把念佛会的一些方法传播开来。例如：马腾、王普有到了冈山，受到周罗汉的支持成立了念佛会，现在我在冈山的讲堂，就是周罗汉的家宅。其它虎尾念佛会、龙岩念佛会、台北念佛会、头城念佛会、罗东念佛会等，也这样相继的成立了。
由于各地念佛会的干部，都在宜兰受过基本的正信佛教训练，台湾的佛教就慢慢的改观。虽然受到警察一些干扰，地方人士对我的疑虑，但是当我们的车队，用三轮车装上大喇叭出去宣扬：「我们的佛教来了！各位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的佛教来了！我们的佛教来了！」在那个蒋夫人领导的基督教弘扬势力之下，我们能可以苟延残喘，把佛教也能逐步的发展，把佛教叫得这么响亮，实在说，对于台湾佛教历史研究的人士们，应该要注意到这一点。
从此之后，台湾的传戒、大学里的社团、电台有佛教之声等节目；李炳南在台中树立的佛教莲社，煮云法师在凤山的弘化，广慈法师在澎湖的传教，在台北一些大陆来的长老们，都能动员讲经说法；以及林锦东、林大赓、外省的周宣德、朱镜宙、赵恒惕、立法委员董正之，仗着在政府地位声望很高的章嘉大师为背景，台湾佛教的活动一时蓬勃发展，欹欤盛哉！一大事因缘，我感觉到新佛教运动好像就从台湾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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