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颜体风格的形成
其次，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石刻书法对颜体影响的可能性有多大？杨说：“颜真卿有没有见到大量的山东石刻值得怀疑。”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习俗。”个人书风的形成，不能忽视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艺术精神。像杨提到的《裴镜民碑》，再如初唐的一些墓志书法，如永徽元年（650年）的《大唐乐君（达）墓志》；永徽六年（655年）的《唐故左翊卫金谷府马权君（开善）墓志铭》等，这些都是由于北派书风在初唐仍有一定的社会需求，从而具有强势作用的表现。那么颜真卿当时的时代艺术精神是怎么样的呢？社会审美风尚逐渐从瘦硬转向肥美，积极要求创新，追求雄强博大的气格；在“二王”真迹“缣楮无多”的情况下，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精彩纷呈的北派石刻书法取法。颜真卿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也向北派书法取法，其书风渐趋肥美，结体愈见宽博。北派书风对颜真卿的影响，从其书风转变的时间来看，最重要的应是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石刻书法。特别是山东——颜真卿的故郡，自秦汉以来就有大量的石刻书法遗迹，加之颜氏家族的北派书法传统在其心里根深蒂固，这些大气淋漓、笔势雄壮的石刻书法会引起他多少心灵的触动？何况颜真卿善于取法自然，重视自悟，有“屋漏痕”之说，并且颜真卿“嗜书碑”，“长于碑榜”的石刻书法成为其取法对象就十分自然了。不管颜真卿是否见过《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图三）和《曹植碑》等，但这类书风在当时的山东随处可见，他受这类书风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东方朔画像赞》是颜真卿在山东所书，正是颜书风格转变的标志。因此，颜真卿到山东后，其书风大变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杨却认为：“他（颜真卿，笔者注）近距离学习河南碑刻——《太公吕望碑》（图四）的可能性最大”。并且近一步说：“《郭虚已碑》出土于河南，也正好说明了他与河南人的密切交往，学习《太公吕望碑》应该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44岁前后”。我们姑且不论《郭虚已墓志》能否说明颜真卿在44岁前后与学习《修太公吕望祠碑》有何必然联系，且证据何在？如杨先生所言，作为忠臣的颜真卿不会花大量时间去学习古今书法家的东西，难道他就会千里迢迢的去弄一件《吕望碑》碑刻？
再次，伟大书家的出现不仅是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也是书家自己“博观约取，反复熔炼”的结果。杨文说：“笔者曾对古今十多位最杰出的书法家的书风作过考察，发现真正有创新性的书法家几乎不存在，他们的书法都有直接的师承，且多以一家为宗，而不是后人所谓综合百家，颜真卿书法亦不例外。”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不知道王羲之、颜真卿这样的大书家是否在这十多位最杰出的书家之列。颜真卿少时受家学影响，颜元孙在颜真卿8岁那年被诬奏，“黜归田里”，直到722年（颜真卿13岁）去世，这几年对早孤的颜真卿的童蒙学习起了重要作用。颜真卿在《朝议大夫守华州剌史上柱国赠秘书监颜君神道碑铭》中说：“真卿越自婴孩，特蒙奖异，且兼师父之训，岂独犹子之恩？”可为确证。而颜真卿的哥哥颜允南也给他以较大影响。只不过对成熟“颜体”风格的形成影响较小；颜真卿13岁开始在佛寺内学习，直到25岁也曾读于长安福山寺，书法作为佛寺教学的内容之一，颜真卿难道不受佛寺书法的影响吗？从颜真卿33岁时所书的《王琳墓志》看，其书风受褚、欧、虞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据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所说，他也曾向张旭请教笔法；其45岁以后的作品受北派石刻书法的影响，“颜体”风格才逐渐形成。马宗霍先生也指出：“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伟大书家的出现不仅是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也是书家自己“博观约取，反复熔炼”的结果。如果像王羲之、颜真卿都不算“最杰出的书法家”，“真正有创新性的书法家”，我实在想不到书法史上还有什么样的书法家才是最杰出的、最有创新性的。（王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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