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佛教，中国人都知道“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其实早在玄奘之前，还有一位鸠摩罗什，为翻译佛经事业做出不朽贡献，同为中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伟人中的一个。


　　一千六百年前，中国历史上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人才大战”；佛学大师鸠摩罗什被中国皇帝以最隆重的方式“抢”到长安，从此不但改写了新疆史，而且改写了中国的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由此翻开中华文明史上灿烂一页。


　　那年鸠摩罗什58岁，几年里发愤苦读，完全掌握了汉语，加上精通梵语、西域语和印度语，通晓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佛教，鸠摩罗什一共翻译了380多卷佛经，大乘佛法从此传入中国，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结下不解之缘，他翻译的《金刚经》在中国家喻户晓，成为中国禅宗的根本经典；《维摩经》《大智度论》《妙法莲华经》《坐禅三昧经》等则是一切修习佛学者的必读典籍，今人似乎感受不到这些经典的力量，但正是有了这些经典，才有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日常所使用的“世界”“刹那”“智慧”“意识”等等词汇，都是来自佛经，它不光是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的心智。尤其是唐、宋、明时期的文学、以及宋、明时期的理学等都受到这些经典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鸠摩罗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就是这样一位伟人，却走过极其坎坷和磨难的人生，常年幽禁，三次逼婚，命运跌宕起伏，经历传奇不凡，鸠摩罗什于公元413年在长安圆寂。他在圆寂前曾发愿说，如果自己所译经典和说法无误，那麼在火化时舌头不烂。果然在法师圆寂后，他的舌头完好如初，如今被安放在西安郊外一座宏伟的寺庙罗什寺中的舍利塔下。毫不夸张的说，鸠摩罗什是千年以来古今中外知名度最高、个人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位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令人不解的是，长期以来，这位前无古人的大学者却受到后人不可思议的冷落。这样的伟人，如果是在西方，一定有用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如果是在内地省份，各地政府一定会争先恐后给他树碑立传以提升地区知名度；如果是在西藏，人们一定会给他大盖寺庙顶礼膜拜，就像他们历史上的莲花生大师那样。但是在中国，在新疆，除了个别的研究者之外，几乎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位智者，我问过不少新疆朋友，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相比之下，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台湾以及日本人对他却是如数家珍，仅日本佛教徒就捐款五百万美金重新修复西安罗什寺，还设立鸠摩罗什研究基金会，出了许多专著。果然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啊。


在刘战魁先生著写的《道德经全解》第一卷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最优秀？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译注智慧性文献的责任？这个问题不好讲，举个例子来帮助理解。比如，《金刚经》的梵汉翻译，从现有史料中可知，《金刚经》的汉文译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较好的版本也不多见，其中最著名的是魏晋时期的鸠摩罗什与唐代的玄奘法师的译本，我们可以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一下比较。


　　鸠摩罗什主译的《金刚经》在前，玄奘法师的译文成型于后，这两位译经大师的手下都有千人以上的译僧团体，但所主持翻译出来的佛学经典，都各有自身的特点。


　　从具体的译文——《金刚经》来看，在他们之间谁的经文译得更好一些？从译文的智慧性来看，鸠摩罗什主译的内容能够符合佛祖所讲金刚般若的本质内涵和根本要义，而且译文生动活泼，说理精准透彻，语言精练畅达。玄奘法师的译文在诸多《金刚经》译本中亦属上乘之作，但较鸠摩罗什的译本更多运用直译的方式，从译出的内容来看，也能够符合佛祖讲解的《金刚经》中的文化内容，但是因缺乏智慧涵义的活泼之性，所以就没有鸠摩罗什主译的《金刚经》优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用智慧性来衡量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译师与参译团队对中国传统的智慧文化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比的就是主持翻译经文的大师的智慧境界。


　　鸠摩罗什是一位证得了觉悟智慧的人；玄奘法师又被尊称为唐三藏，名如其人，是一位对佛学文化造诣很高的人。玄奘法师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原文文字含义；而鸠摩罗什则要求在符合原文含义的同时，一定要译出智慧性来，更倾向于意译。这才是他们两位大师各具特点的关键之处。


　　那么为什么鸠摩罗什能够做到既符合佛祖金刚般若的本质内涵，又符合中国传统智慧文化之精髓要义？因为在鸠摩罗什的手下，很多弟子从小学习四书五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其中最著名的四位高徒——道生、僧肇、道融、僧睿，后人对他们称为“什门四圣”。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四圣之一的僧肇。


　　僧肇自幼熟习老庄之道和孔孟之学，可谓倒背如流，及长尤好老庄；又兼家贫，以抄书为业，常缮写典籍，得以博览群书。大乘佛学的教义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受其影响，僧肇转身投入到践行佛法的活动中。因为在佛学当中有非常形象生动的理法，有比较具体的下手法，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较中国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智慧文化容易接受一些。这样他在翻译佛学经典、创作个人论著的时候，就自然地将中国智慧经典中的许多文化元素与佛学文化融合到一起。比如他所著的《肇论》，就结合了老庄思想。


　　我们知道魏晋玄风，当时整体的学术风气就是崇尚老庄，好论玄理。佛学与道学形虽相殊，体本无二，因此从印度流传过来的佛学文化亦于此间大放异彩，并非偶然。魏晋僧人结合老庄思想参悟、论证佛学者绝非少数，甚至成为一种风尚。


　　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被视为道学之同类，禅学也被看做道家修仙方术之一种，因此，佛学从一开始即在道学思想的影响下生存和发展；魏晋时期，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诸多佛学论著不断涌现，并出现不同派别，也更为广泛地传播入民间；发展至隋唐时期，植根于中国智慧文化之土壤的佛学，已成长为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一大思想体系，在唐代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道、儒、释三教并行，也促进了三教融合，这是中国佛学的鼎盛时期；及至宋、明，佛教发展脚步放缓，呈三教合流之势。可以这样说，印度佛学文化甫一入中国，即被中国传统智慧文化所包容和滋养，并完全融入其中，且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