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曹杰?达玛仁钦(rGyal tshab rje dar ma rinchen, 1364-1432),是西藏佛教格鲁派始祖杰?宗喀巴?洛桑札巴(rJetsong kha pa blo bzang grags pa, 1357-1419)座下的首要弟子。宗喀巴去世后,他继任格鲁派祖庭甘丹寺法台,成为第二任甘丹赤巴,并广受宗喀巴其他徒众的尊敬。宗喀巴、嘉曹杰以及宗喀巴的另一位大弟子克珠杰?格勒贝桑(mKhas grub rje dgelegs dpal bzang, 1385-1566)被后世合称为“杰亚赛松”(rJe yab sras gsum,法主三父子),表明他们师徒三人作为格鲁派奠基者的地位。嘉曹杰的著述很多,现在刻版流行的文集共有八函,包括了显密佛法的各各方面。
宗喀巴所持的“见”称为“中观应成派见”(prāsa?gikamādhyamika, dbu ma thal ’gyurba),是他整个佛学思想的核心。藏传佛教的见地以中观学为主由来已久,藏王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八世纪)时,规定“正见须依龙树菩萨之教”,因此在前宏期,“中观自续派见(svātantrika mādhyamika, dbu ma rang rgyud ba)较为发达”[2]。从十一世纪开始,随著月称的中观学著作被译成藏文,藏族学者对以月称为代表的“中观应成派见”渐感兴趣。在宗喀巴时代,学者们对中观见、尤其是“中观应成派见”的理解,大多陷于“非有非无”(yod min med min)的虚无主义或“全无所许”(kas len gang yang med pa)的不可知论。宗喀巴认为,他们犯了“所破义遮破太过”的毛病,有否定一切、包括否定佛教伦理基础的“业果”论、修行基础的“二谛”论在内的倾向[3]。
当时异军突起的,还有“他空见”(gzhan stong lta ba),主张“空性空的是世俗法即他空,而作为空性基础的世俗法则是自空”。其主要观点是:“胜义谛”常恒坚固不变,是“藏识” 识智二分的智分,也是胜义法性的三宝,周遍一切情器世间。它就是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具有佛的一切美德[4]。
宗喀巴在其著作中,针对上述两种思潮展开了犀利的批判。同时,宗喀巴又展现出卓越的诠释学才能,以复杂、细致的分析手法,系统地对中观学、尤其是月称思想的各方面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在宗喀巴构建他的中观学说时,如何对待“如来藏”教义是一个大问题。首先,作为大乘佛教思想体系中一个不可否认的组成部份,宗喀巴必须要说明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与“中观应成派见”的关系(“判教”)。其次,“如来藏”说经以及《宝性论》本释是“他空见”理论的重要来源,宗喀巴必须要对这些经论作出解释,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但在宗喀巴本人的著作中,“如来藏”问题谈得很少,仅在《入中论善显密意疏》、《辨了不了义论》中稍有涉及,而把这个工作留给了嘉曹杰来完成。嘉曹杰的《宝性论大疏》原文题为《大乘上续论大疏》(Theg pa chen porgyud bla ma’i ?īkā)。由书中后跋可知,其写作依据实为嘉曹杰从仁达瓦、宗喀巴二位师长学习此论的听法笔记。特别是宗喀巴,可以看作是本书的合著者。本书以宗喀巴的思想为指导,全面地反映了宗喀巴对《宝性论》本释以及“如来藏”教义的理解,属于为“意旨作注”一类。《宝性论大疏》体裁为夹注加议论,几乎对《宝性论》本释的每一个字、句都作了解释、疏理。此书完成于内宁寺,应是嘉曹杰的晚期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是应后来担任色拉寺第三任法台贡汝·坚赞桑波(Gungru rgyal mtshan bzang po, 1383-1450)的请求写的。据史传记载,贡汝·坚赞桑波所持的空性见地与“法主三父子”的思想有出入[5],因此,嘉曹杰此举也可能旨在肃清格鲁派初期内部的歧见,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
以下扼要介绍嘉曹杰《宝性论大疏》的重要观点。
(一)《宝性论》本释是“应成中观见”论著
根据宗喀巴师徒的见解,“弥勒五论”中的《现观庄严论》与《宝性论》并不因为它们出自瑜伽行派创立者之手而将之判定为瑜伽行派的要籍。《宝性论》与《现观庄严论》可相互发明处甚多,如“三宝”、“种性”等节目。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现观庄严论》可作“唯识”解、也可作“中观自续”解、或作“中观应成”解,唯独此论必作“中观应成”解。
在《宝性论大疏》中,嘉曹杰依据宗喀巴的主张,认为无著本人的真正思想其实与龙猛一样,因为《宝性论》本释讲的是“究竟一乘”与“微细空性”。根据宗喀巴的“中观应成派见”,“微细空性”指的是“补特伽罗”谛实空的“细补特伽罗无我”以及“色”等谛实空的 “细法无我”。这两种细无我的区别在于空的基础、而非所破的谛实,所以没有粗细区别,都是终极的实在。又主张实执是生死根本的“烦恼障”(kle?āvara?a),声闻乘、独觉乘、大乘的修行者均需断除实执才能解脱,而实执的习气等则是成佛障碍的“所知障”(j?eyāvara?a),只有大乘修行者方能断除[6]。嘉曹杰认为,这些思想在《宝性论》本释中均有反映。据此将《宝性论》本释判为“应成中观见”论著。
(二)“如来藏”说经是了义教
嘉曹杰在《宝性论大疏》中依据宗喀巴思想,认为佛经中讲如何判定一部经是“了义”或“不了义”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依据《无尽慧经》(Ak?ayamatinirde?asūtra),以“说一切法自相空者即了义,以补特伽罗、蕴等字句说者即不了义”;一是依据《解深密经》,以“凡说无自相一分者与有自相一分者即不了义,凡明辨自相有无之界限而说者即了义”。龙猛的中观学依据《无尽慧经》,故以《解深密经》为“不了义”。无著的唯识学依据《解深密经》,而以《解深密经》为“了义”[7]。
嘉曹杰从“中观应成派见”的立场出发,认为以《如来藏经》为代表的“如来藏” 说经是了义教,因为这些佛经的思想是“一切法自相空”,而且这些佛经的思想与《解深密经》的观点对立。对于《解深密经》中的“唯识”说,《宝性论》本释也持批判态度,已如上述,而且从未提及“唯识”说中占重要地位的“阿赖耶识”(ālayavij?āna)。
嘉曹杰在《宝性论大疏》中也同时指出,《楞伽经》中的“如来藏”说则是“不了义”,理由是,该经已明确说明:佛所说的这种“如来藏”其实意指“空性”,用意是为了逐渐引导害怕佛教“无我”论或信仰非佛教“我”论的人逐渐接受 “无我”的思想。而《如来藏经》等并非这种“如来藏”说的代表,因为如《宝性论》中所说,《如来藏经》等的“如来藏”说,其用意如上节介绍,是为了“断五过失”、“生起五法”,性质与《楞伽经》中的“如来藏”说完全不同。
(三)“如来藏”教义是《陀罗尼自在王经》“三次第”说之第三次第
在《宝性论大疏》中,嘉曹杰认为,《陀罗尼自在王经》的“三次第”说的目的旨在建立“究竟一乘”,内容是如何引导一个佛教徒成佛的先后次第,这与《解深密经》中针对三类人的“三法轮”说是不同的。
嘉曹杰解释“三次第”之第一次第是讲“出离心”与“粗无我”作为前导,第二次第是讲“细无我”,这两种次第是学修小乘或大乘的人都需要的。嘉曹杰想以此来说明:声闻、独觉也必须证“细无我”才能解脱;讲“细无我”的《般若经》是“声闻、独觉、菩萨、佛四圣之母”。嘉曹杰指出,这种先理解“空性”道理、次发“菩提心”入大乘的次第,是领悟力较强的“利根”人士的作法。换言之,“如来藏”教义的受众并非泛泛之辈,而是必须对“空性”已有正确了解的佛教徒。
这同时说明: 虽然“第三次第”的“如来藏”教义所说的“空性”与“第二次第”的《般若经》思想没有区别,但“如来藏”教义是在“空性”哲学的基础上,突出“大悲”、“增上意乐”、“菩提心”等“方便分”(upāya, thabs)的修行实践,是一种方法上的进阶,而非思想上的修正。
(四)“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是指烦恼的自性是“空”与烦恼的自性空是“不空”
对于《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宝性论释》解释说,这是作为“空性之理”的“如来藏”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以“空”除去以无为有的“增益” 边,以“不空”除去以有为无的“损减” 边。除去这二边的“空性”才是真正的“空性”,也就是上述《央掘魔罗经》所说的“真空义”。
简言之,烦恼的自性是“空”,烦恼的自性空则“不空”,因为在日常语言中,如果承认某物不存在,也就是同时承认某物不存在这个事实是有或“不空”。因此,可以认为,嘉曹杰所说的“胜义谛本有”不是说“胜义谛”是“自性有”,而是指它是“名言有”。
同时,嘉曹杰针对当时藏传佛教中对“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的误解也一一作了破斥。
(五)“如来藏”不是“如来”
虽然《宝性论释》明确地说:“如来界是能得之因,故此中界义者即因义”,藏传佛教的许多学者仍将“如来藏”看成是众生内在的“佛”,早已完备一切佛果的美德,仅因被烦恼覆盖而无法体现,一旦消除烦恼,这些果位的美德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嘉曹杰认为,这种与《楞伽经》中“如来藏”说类似的见解难以接受。首先,《楞伽经》本身已明确宣布此类说是“不了义”。其次,烦恼与佛的美德是对立,对同一个人来说,同时具有众生的烦恼与佛的美德,在逻辑上也难以成立。
然而,这些学者的确可以从“如来藏”说经中找到相关依据,例如,上述《华严经》说“如来智慧在其众生身内”。对此,在《宝性论大疏》中,嘉曹杰认为不能单独地从字面上来解释,并在逻辑上指出“众生有如来智慧“的荒谬性。
因此,嘉曹杰依据同经另一句经文“是故,如来以无滞如来智观法界住一切有情已,作师长想”作出了他的解释:“如来智慧”不应解作智能本身,而应作“如来智能”的所缘“胜义谛”解。如同《如来藏经》中所说的“彼等(众生烦恼内的)一切如来如我无异”的“如来”是指“如来法性”。
(六)“如来藏”说是大乘佛教的实践基础论
如上节已介绍,《宝性论》共有七个主题:佛、法、僧、界、菩提、功德、事业,称为“七金刚处”。在《宝性论大疏》中,嘉曹杰将此“七金刚处”各分为“胜义”与“世俗”两方面来加以说明。这里的“胜义”与“世俗”与本体论的“胜义”与“世俗”不同。除“界”之外,这里的“胜义”是指佛、菩萨的内在证悟,“世俗”是指这些内在证悟的外在表现。
《宝性论》又说,此“七金刚处”有著内在的因果关系:“佛、法、僧”是“果”;“界”是因;“菩提、功德、事业”是“缘”。对此,嘉曹杰依据《宝性论》的颂文“由佛生法生圣众,众生藏得智界际,得彼智得胜菩提,具足诸法利众生”[8],作了详细的解释。首先,说明佛、法、僧是大乘佛教徒所追求的目标或“果”,其次,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便有净化自身成佛内因“如来藏”的愿望。而净化内因的成功有赖于已成佛者的“菩提、功德、事业”等外缘,这里所谓的“事业”就是讲经说法,而这种“事业”从理论上来说从不缺乏,因为佛是大慈大悲的。简言之,由于众生的内心从来就没有“自性”,外在佛的“事业” 也从不阙如,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以此为基础,经过修行,一切众生都可以消除自身的烦恼、终成佛果。这便是嘉曹杰《宝性论大疏》的大意。
综上所述,《宝性论大疏》对《宝性论》的分析立足于文本自身,指明“如来藏”这一概念具有大乘佛教本体论与实践论的双重意义,并侧重于后者。《宝性论大疏》的作者明确反对在佛教思想中有一种独立的“如来藏”见的说法,与觉囊派等其他藏传佛教教派的相关理论形成鲜明对照。
继嘉曹杰之后,也有不少格鲁派学者为《宝性论》作注。格鲁派寺院教育体制确立必学的“五部大论”之后,《宝性论》一般较少被单独传授,仅在学习《现观庄严论》时加以引用。“现观”课程中与《宝性论》密切相关的内容有:“法轮”、“三宝”、“种性”、“究竟一乘”、“生死有无边际”、“一切有情毕竟成不成佛”、“佛之十力等”、“法身”等。其中,“种性”一节详细介绍《宝性论》的“如来藏”说。而关于《宝性论》的讲解,全以嘉曹杰《宝性论大疏》为据。由于主题所限,这里无法介绍《现观庄严论》的“种性”说,当俟异日。
本文根据《宝性论》与《宝性论大疏》的思想脉络,对“如来藏”说在印度、西藏的发生、发展史作了一番粗略的考察,希望有助于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了解一些相关的学术背景与讨论范围。
江波
(摘自《宝性论大疏》导读)
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衡阳竹林寺
本文链接地址:江波译师:《宝性论大疏》与格鲁派如来藏学说的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