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湛法师，法名续林，俗姓褚，名永康。辽宁省东港市(原东沟县)人。出生于公元一九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三三年结业于安康师范学校，曾任小学教员、教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被日本侵略者认为有反满抗曰的嫌疑而逮捕。出狱后看破红尘，信仰佛教，受了[三皈依]和[五戒]。一九三九年，到辽宁省凤城县通远堡双泉寺，依进修剃度后，旋赴北京拈花寺，在全朗座下受具足戒。得戒后，即往青岛湛山寺佛教学校，依淡虚学习天台教观。一九四二年春，往江苏扬州高旻寺，在禅门宗匠来果座下参参禅多年，其教宗天台、行在禅宗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一九五七年，到厦门南普陀寺。因其深谙佛理、戒行庄严，翌年便受僧众推为监院。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南普陀寺一度停止宗教活动，妙湛被安排为小卖部主任。直至一九七九年，才恢复监院职务。

成就及荣誉
法师一生爱国爱教，致力于佛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弘扬佛教文化、兴办佛教教育、培养爱国爱教僧才，为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和对外友好交往做了大量的工作。生前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名誉会长，厦门市佛教协会会长，闽南佛学院和福建佛学院院长，南普陀寺、鼓山涌泉寺、武夷山永乐禅寺方丈，在海内外佛教界享有盛誉。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全国各大名山古刹逐步得到重建和开放，南普陀寺亦不例外。从1980年开始，妙湛法师积极维护佛教的合法权益，维修寺院。在厦门市政府和市宗教事务局的关心支持下，厦门的佛教寺院逐步得到恢复和重建。如普光寺、鸿山寺、虎溪岩寺、万石莲寺、天界寺等道场，特别是南普陀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南普陀寺是一座破旧不堪的道场，东边是一个五金电器厂，西边是一所演武小学和一片瓜田。可是在妙老的主持下，一天一天地发展起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旧到新。五金厂变成了普照楼，演武小学变成了闽南佛学院教学楼和太虚大师图书馆，瓜地变成了慈善楼，般若池变成了全国著名的禅堂……。经过15年的辛苦创业，南普陀寺面貌一新，雄伟壮观，远远超过从前的规模，为厦门特区建设和佛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妙湛法师不仅致力于修复厦门的佛教寺院，而且还为鼓山涌泉寺、武夷山永乐禅寺、宁德支提寺、西安净业寺等修复重建都作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1993年为支提
寺集资30多万元人民币，兴建支提山公路，全长6公里，使闽东人民盼望已久的夙愿得以实现，为天冠菩萨的道场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

为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妙湛法师一方面维修寺院，一方面努力培养佛教接班人。1981年春，复办了由弘一律师和瑞今法师创办的佛教养正院，聘请了四川、安徽、上海、浙江等地的法师和居士来任教。由于当时的办学条件有限，学僧分别在功德楼和法堂上课。刚开始时，学僧比较少，白天劳动，晚上上课。后来学僧多了，才改为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学僧经常为常住砍柴、运煤，帮助基建搬砖运瓦，拉渣土、挑砂子水泥等等。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妙老每天亲自带头和学僧一起出坡劳动，无论是扫地或其他作务，都跟学僧在一起，每次干活都是汗流浃背，一天要换好几套衣服。有时学僧都回去了，他一个人还在干活。在“文革”期间，每天早晨他一个人扫地，从东山门一直扫到西山门，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还被政府评为劳动模范。妙老的一言一行，使学僧养成了一种爱学习、爱劳动的好习惯。
1983年夏，妙老陪同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率领的佛教代表团到北京，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当时这两位大德都动员妙老一定要把闽南佛学院复办起来。他回厦门后，非常高兴，信心百倍，发愿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复办闽院。他经常告诉养正院的学僧：“闽院不复办，我死不瞑目。过去我在青岛湛山寺佛学院学习时，倓虚老法师交代我，将来有条件、有能力，一定要办佛学院，为佛教培养人才。”因此，到了1984年底，经福建省宗教事务局和厦门市政府、市宗教事务局的审批，同意复办闽南佛学院。通过正式考试招生，录取了预科男女众各40名，于1985年5月17日举行复办闽南佛学院开学典礼。男众部设在南普陀寺，女众部设在万石莲寺。闽院复办后，要求入学的学僧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为满足学僧的求学愿望，妙老发大慈悲心，尽量创造办学条件，从二个班增加到四个班、六个班，1992年发展到八个班(包括养正院)，另外还设研究班，男女学僧共20多人。当时养正院乙班只好借住在虎溪岩寺上课，女众预科乙班借住在南普陀寺禅堂地下室上课，学僧人数达350多人。这是闽院有史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
为了解决女众部学僧的校舍问题，妙老花了不少心血。为了此事，他经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后选定厦门金榜山董内岩紫竹林寺作为闽院女众部的修学道场。在妙老悲心宏愿的感召下，终于得到台湾香光尼众佛学院悟因法师和新加坡、香港钟氏家族的慷慨捐资。经过妙老三年的亲自监造，于1996年春季，闽院女众们终于有了一个安心学习的好道场。

妙湛法师对佛教事业极为重视，不仅为办好闽南佛学院，而且还为中国佛学院、福建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岭东佛学院、依兰尼众佛学院、泉州佛学苑等，在经济、师资以及学员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1991年，他发表《全国佛教徒都来支持中国佛学院》一文，倡议全国各大寺院的诸山长老从经济上要给予大力支持。1993年，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和1995年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妙老坚决支持中国佛协的办学方针，贯彻执行赵朴老提倡的“三培养”和“五建设”的精神，并且提出“佛教大国一定要有佛教大学”的口号。他说：“造就佛教僧才，是关系到我国佛教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佛教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的文化瑰宝……。不仅要在中国弘法，还要向世界弘法，为世界各国培养高级佛教人才，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纪念太虚大师诞辰百年时，他在《僧教育的新构思》中说：“佛学院必须由过去单一培养教理知识的僧才，转变为培养多层次多专业知识的僧才，才能适应当前我国佛教的实际需要。”他提倡佛学院将来要设教理、禅观、教仪、管理、艺术、医护六个系统。在《再谈僧教育》中，他说：“未来佛教需要的僧才，像印光法师那样，专一净土宗，巍然不动；像弘一法师那样，高举戒学的旗帜，令正法久住；像虚云、来果和尚那样，坐穿蒲团，发明心地，参究本来面目，弘扬禅宗；像太虚法师那样，整顿僧制，创办教育，提倡人间佛教……。”由此可见，妙老有着远大的眼光、超人的智慧，继承了弘一律师和太虚法师的办学道路，重视学修并重、悲智双运，为适应当前社会对佛教事业的需要，努力培养弘法人才。
妙湛法师的办学特点，一是坚持丛林办学院的方针。院长须由方丈兼任，经费由常住负担，这样的佛学院才有生命力。二是学修并重。学院学僧要参加上殿过堂、诵戒坐禅。三是坐地参学，不放寒暑假，把国内外有佛学造诣的法师、居士请进学院，为学僧讲经讲学。四是让学僧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只要学僧有信心学习，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尽量满足他们的求学愿望。他常说：不知哪一块云有雨。他说自己当时在青岛湛山寺读佛学院时，倓虚老法师只要求写一篇文章。可见妙老对培养人才是多么的重视。

注重修持
妙湛法师一贯重视修持，严持毗尼。他出家前曾驻锡扬州高旻寺，跟随来果禅师参禅数年，领悟到心地法门的重要性。当他于1957年来南普陀寺时，每天还坚持参禅打坐。当时南普陀寺没有禅堂，他发愿将来兴建一座禅堂供养大众师父用功。由于时节因缘的关系，没有如愿以偿。闽院复办后，他常对学僧说：“出家人光学教理是不够的，必须到禅堂用功，把所学的东西进行消化，才能受用，否则只是画饼充饥。”所以兴建禅堂又成了妙老的一大心愿。时至1990年秋天，南怀瑾先生香港的学生李素美和其女儿郭姮妟来南普陀寺拜访妙老，在谈话中问及寺院需要做什么功德。妙老语重心长地回答：“还需要建一座禅堂！”当时，李素美母女俩就立即答应下来，并打电话报告南先生。南先生说：“好啊！法师要建禅堂，我们一定要发心。”因此，南普陀寺禅堂从1991年春天开始动工奠基，经过三年的建造，于1993年春落成，并聘请南先生举行为期7天的禅学讲座，参加禅修的有来自加拿大、美国、菲律宾、台湾、香港等海内外的佛教四众弟子共一千多人。同时，妙老规定闽院学僧要走学修一体化的道路，每天晚上最少要坐一支香。他在禅堂开示中强调：“禅堂是寺院里最重要的一个修行地方，佛学院的学僧应白天学教，晚上坐禅，如此才可以使戒定慧并进。单单学一点文字般若是不够的，一定要坐禅。要想成佛作祖，必须住禅堂！古人住禅堂以开悟为期，不悟不出禅堂。当打生死七时，宁死在禅堂，不愿死在外寮。禅宗一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禅堂又叫选佛场。”妙老继承了高旻寺来果禅师的宗风，勉励后学多住禅堂，学修并进。他自己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来打坐或读诵《金刚经》、《普门品》、《普贤菩萨行愿品》等，然后等到一开静，就亲自喊学僧起来上早殿，经常拿着手杖察看学僧寮房。如有不听话，随时用“棒喝”来教育。法师的严格管教，令学僧肃然起敬。

妙湛法师一生为祖国、为人民、为佛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有如弥勒菩萨的肚量、普贤菩萨的愿力、观音菩萨的慈悲，以“任劳任怨、委曲求全”八个字作为座右铭。虽然法师圆寂已有5年的时间，但他的道德修养、待人处世的态度和慈悲精神都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我们应该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荷担如来家业。

妙湛老和尚僧教育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妙湛和尚百年诞辰纪念法会上的讲话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学　诚
一百年前的今天，妙湛老和尚诞生于中国东北美丽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在经历私塾及丹东师范的教育之后，妙老先后担任丹东第五小学的教员和第一小学的校长。后因抗日救国被日寇逮捕入狱的遭遇，却让妙老走入佛教的信仰之门，并于近而立之年于凤城双泉寺出家，随后辗转北京、青岛、扬州、镇江等地，最终来到了厦门南普陀寺，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数十个春秋。
我们不会忘记：在人生最后十年里，妙老被委以重任，身兼数职，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及咨议委员会副主席、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厦门市佛教协会会长，并担任福州鼓山涌泉寺、厦门南普陀寺、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方丈，以及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院长。为了祖国的佛教事业，妙老呕心沥血、不辞辛劳，可谓老当益壮。
我们不会忘记：在人生最后两年里，在救度众生悲愿的驱动下，妙老创立了对中国佛教界影响深远的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这也是我国第一家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佛教慈善机构，从而为佛教打开了一扇服务社会的大门。
我们不会忘记：在人生最后一年里，他仍旧为修建女众丛林而奔波，并在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为兴办中国佛教大学而呼吁。可以说为了佛教育僧的千秋大业，妙老鞠躬尽瘁、精进不已。
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妙老仍心系众生，并以“勿忘世上苦人多”的遗言而撒寰人间。让人不觉潸然泪下，感慨万千。
　　今天，在妙老百年诞辰之际，重温他老人家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尤其是他那独到而又深刻的教育思想，对于21世纪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开展，当有诸多的启迪，值得后人细细品味，详加研究。
　　一、兴办佛学院
学僧教育，以佛学院为载体。早在1940年，妙老到青岛湛山寺佛学院亲近倓虚老法师求学时，老法师就曾交代妙老：“将来有条件、有能力，一定要办佛学院，为佛教培养人才。”对此，妙老念念不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后不久的1981年春天，妙老即着手复办了由弘一律师和瑞今法师创办的佛教养正院，并聘请四川、安徽、上海、浙江等地的法师和居士前来任教。1983年春，妙老与圆拙法师、普雨法师等人一同创办了福建佛学院，并继普雨法师之后，担任福建佛学院第二任院长。在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勉励下，1985年5月17日，妙老又复办闽南佛学院并担任院长，担负起了教导后学的重责大任。

　　二、僧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开展僧教育的重要性，在1991年发出的《全国佛教徒都来支持中国佛学院》的倡议书中，妙老语重心长地说：“造就佛教僧才，是关系到我国佛教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凡我佛子都应该为这一大事因缘尽心竭力，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在1992年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妙老进一步指出，今后的僧教育，关系到佛法的前途，是佛教的根本问题。在《再谈僧教育》一文中，妙老又将僧教育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佛教的发扬光大，就要靠一大批有学识、有修持的僧人来弘扬佛法。因此，培养出合格的僧才，已成为当务之急和千秋大任的历史使命。”
　　三、僧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佛学院僧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妙老有着深邃的洞察和简练的总结。在1989年发表的《僧教育的新构思》中，妙老说到：“目前国内的佛学院，都是沿着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佛学院的老路走过来的，以培养讲经法师为唯一的任务。培养出来的学僧，知识面很狭，除了懂得点名相或几部经论之外，其它的特长是一无所有。因此毕业之后，学非所用，出路成问题。结果这些人回到寺庙里，小事不肯做，大事干不来，还摆出一副佛学院毕业僧的架势，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整天唉声叹气，牢骚满腹，不仅成不了佛教的中坚、僧界的柱石，有的甚至还滑向堕落的边缘。”在之后的《再谈僧教育》一文中，妙老接着说到：“目前国内外佛学院教学重知识、重论学、重史学的情况，培养出来的人信心淡薄，邪见丛生。”
　　四、僧教育改革方案
针对佛学院僧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妙老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提出了僧教育的目标，以及相应的实施方案。在《僧教育的新构思》中，妙老提到：“国民教育是根据国家的实际需要，培养各种人才的。僧教育也不例外，应根据我国当前佛教界的实际需求，分系教学，除了开设经、律、论的基础理论课外，还要开设应用知识课，造就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僧才。毕业后分配到各大寺庙或佛教协会工作，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佛学院必须由过去单一培养教理知识的僧才，转变为培养多层次多专业知识的僧才，才能适应当前我国佛教的实际需要。”在《再谈僧教育》一文中，妙老提出：“僧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是培养有修有证、弘宗演教的高僧大德，还是培养言行不一、追求名利的文人学者？这是应该弄清楚的首要问题。我认为僧教育培养的目标应是前者。……为此僧教育必须从重知识、重史学转移到重三无漏学方面来；从重论学转移到重经学、重律学方面来；从理论与实践脱节转移到理论与实践一致方面来；从重印度佛学转移到重中国佛学方面来。”在具体的实施方案中，为了培养多层次多专业知识的僧才，妙老又提出开设教理系、禅观系、教仪系、管理系、艺术系、医护系等六个主要的横向系别；为了培养信仰纯正、学修并行的大德高僧型僧才，妙老更进一步提出开设禅律系、经论系、中国佛教系和研究院等梯次分明的四个纵向系别。
　　五、倡办佛教大学
有了这些设想，在1995年召开的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上，妙老更提出了“佛教大国一定要有佛教大学”的宏伟设想，可谓振聋发聩，意义深远。妙老说：“佛教人才缺乏，特别是高水平的管理人才、研究人才以及对外交流人才的缺乏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为此，妙老倡议“创办一所佛教大学，以培养高级佛教人才。中国被誉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两千多年来，无数优秀的僧人和信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更有浩如烟海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我们要全面总结和继承这笔庞大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若再不建立专业大学来进行分系分科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是很难办到的。”不仅如此，妙老还将视野拓展到了国际。妙老认为：“我们有齐全的三大语系佛教（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不仅要在中国弘法利生，还要向世界弘法，为世界各国培养高级佛教人才，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妙老对僧教育的如上见解，距今虽然已经一二十年了，但仍能带给我们诸多启迪。结合我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对于21世纪中国佛教教育的发展方向，有三点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1、佛教学修理论体系的构建
妙老在题为《跨越世纪的传灯事业》一文中提到，千百年来，佛法屹立在世界宗教和哲学之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真理体系不依赖于神秘的启示，也不依赖于强力的权威，而依赖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并认为佛教是一种提升人生品位和精神境界的思想信仰体系。实际上，佛教是一套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起源于印度，并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汉传佛教八宗。佛法是一味的，但因趣入的角度或者侧重点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宗派。但若不同宗派之间不能融会贯通，则彼此之间不但不能相辅相成，反而相互障碍，以至影响我们对佛教正信的生起，以及对佛教教理的通达。在南传佛教中，由觉音论师所著，成书于公元5世纪初的《清净道论》；及藏传佛教中，由宗喀巴大师所著，成书于公元16世纪初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对于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修学体系的整合及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传佛教八宗的主要思想，虽然来自不同的佛教经典，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历代祖师大德的努力，已经渐有融合的趋向。尽管如此，与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相比，汉传佛教在相共的学修理论体系搭建上尚显不足，这也明显制约了汉传佛教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相续性。因此，对于汉传佛教学修理论体系的构建，将成为新世纪中国佛教教育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2、“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的双向型发展
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曾于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佛学院学僧所出现的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毕业后离教还俗，不能在佛教事业中发挥作用的现象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佛学院教育思想。妙老在扩建闽南佛学院时，尤其注意到学僧们修行环境的打造。妙老认为，现在一般佛学院在教学上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讲净土的不肯念佛，讲天台的不修止观，讲律宗的不持戒，讲禅宗的不去发明心地。为此，闽南佛学院还专门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禅堂。在妙老看来，佛学院禅堂相当于普通大学的实验室，学僧在课堂或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必须在禅堂里得到证实。无疑，这种“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倡导，对于增进学僧实际的佛法修持，有着莫大的裨益。然而，这主要是针对佛学院学僧的教育来说的，对于为数众多的寺院丛林来说，广大的僧侣并没有机缘接受佛学院的系统教育。那么这些僧侣如何在承担寺院各项工作中，接受佛法的再教育，从而能够继续提升自身的佛法修为和素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与学院教育提倡“学僧生活丛林化”相对应，丛林教育也需要提倡“丛林生活学院化”。简而言之，就是“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由于目前汉传佛教的很多寺院都是十方丛林，丛林里僧众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因此组成也相对比较复杂，这对“丛林学院化”也构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困难并不是不可能。丛林可根据僧侣的年龄特征、学历背景、兴趣特长及具体承担而开设相应的学习班或培训班，邀请佛学院的法师、居士大德，乃至高等学校的老师给予授课。若是丛林僧侣人数比较少，师资力量短缺，也可以考虑就近组合若干所丛林的僧侣一同参加学习或培训。一方面加强了不同寺院僧侣之间的交流，同时也能够增进僧侣们学业和道业上的长进。
3、佛教居士教育的重视
清末民初，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延续千余年的佛教丛林，由于积弊太深，对社会的变化较难做出及时的回应。这时以杨文会为代表的在家居士，对于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近代以来颇有影响的佛教居士团队和组织。然而，“佛法二宝，赖僧弘传”。如何正确地看待佛教僧团与在家居士之间的关系，对于21世纪中国佛教的发展关系甚大。一方面，出家为住持佛教，在家为护持佛教。出家之人，既已舍俗向道，自当以学道修道为要；在家之人，不离世间职业，亦常当护持三宝，多累积福智资粮。僧俗二众，各司其责，相互配合，佛教方能长久住持世间。另外一方面，佛教僧团与居士团队亦是水乳交融，不可分离。僧团的僧才来源，最直接的，莫过于居士团队。这样一来，居士团体的素质，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僧团的素质。因此，僧团在自身学道修道过程中，更应该分出相当的精力，加强对居士的引导和教育。不仅如此，僧团要回馈社会，行菩萨道，往往还需要透由居士的力量来完成。
总而言之，21世纪的中国佛教教育，应当将学院学僧的教育、丛林僧侣的教育以及在家居士的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汉传佛教完整学修体系的构建下一番苦功夫，稳扎稳打，假以时日，方能为佛教的全面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