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梵研社》）


   大小乘佛教并行的时代，正值印度宗教、文学、艺术的繁盛时期，南北印度历经案达罗（公元前232～公元225）、贵霜（公元1世纪末～3世纪中）和笈多（320～470）等宗教政策宽松的王朝，大小乘佛教都有长足发展。5世纪笈多王朝时期修建了那烂陀寺，经历代扩建成为绵延十几公里容纳上万人的佛教最高学府，我国僧人玄奘和义净都曾在此求学。7世纪初戒日王统一了北印度大部，玄奘即于此时来到印度，并深得戒日王赏识。


   印度那烂陀寺遗址


   大乘佛教


   阿育王之后印度重回割据，公元前2世纪，巽伽王朝扶持婆罗门教而抑制佛教，佛教遂向南和西北两个方向转移。南部的案达罗王朝消灭了继巽伽之后的甘婆王朝，盛极一时，施行宽松的宗教政策，流行于此地的大众部很可能对大乘思想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西北印度，大夏的希腊人不断入侵，建立国家并逐渐接受佛教信仰。其后大月氏西迁并逐步占领大夏，于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帝国，以犍陀罗为中心，疆域覆盖阿富汗、克什米尔、旁遮普等地。其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初信拜火教，后皈依佛教并极力支持，在佛教中赢得仅次于阿育王的声誉。政治上的频繁更替使得这里的佛教与来自中亚甚至欧洲的诸多思想形态相碰撞，对大乘思潮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带有迦腻色迦像和佛像的贵霜金币


   公元前1世纪开始，印度兴起一些有别于主流的佛教形式，初称“菩萨乘”，其经典则称“方广”或“方等”。后来，这类思潮被统称为“大乘”（mahāyāna），以示运载广大，同时贬称旧有的部派为“小乘”（hīnayāna）。


   大、小乘的主要区别：
   ①在经典上，小乘唯奉早期经教，斥大乘经非佛说；大乘虽也认同小乘经教，却以之为权便而非究竟，唯大乘经圆满了义。
   ②在理论上，小乘更注重个人解脱，以生命现象的无常来解释“无我”，即“人无我”；大乘则涉入对终极真理的思考，除人无我之外，还主张一切事物皆无实体，即“法无我”。
   ③在实践上，小乘以自利为主，强调出世与个体解脱；大乘则以利他为自利，行菩萨道而广度众生。
   ④在目标上，小乘佛教以得阿罗汉果为最高目标；大乘则认为阿罗汉并非终极，主张经菩萨十地最终成佛，并且在禅观实践中逐渐神化佛陀，产生了多佛信仰和菩萨信仰。


   初期的大乘经典以般若经为代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八千颂》、《二万五千颂》和《十万颂》等不同部头，主要思想是“一切法空”。观佛与净土信仰也在初期大乘经中占有重要地位，《无量寿经》、《阿閦佛国经》等经典几乎与般若类经典同时涌现。其他影响较大的早期大乘经典还有《法华经》、《华严经》和《维摩诘经》等。


   般若（praj?ā）：音译，现多读作bō rě，实则bān ruò更贴近印度语音。智慧之义，大乘佛教六度或六波罗蜜多之一。阐说大乘空观智慧的经典统称般若经。


   从二三世纪开始，系统阐释大乘义理的论典陆续出现，最终形成了分别以印度南部和西北部为中心的中观与瑜伽行两大思想流派。


   中观派


   公元2世纪，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的小乘佛教诠释学（阿毗达磨）已趋于完备，大乘经尤其是般若经的流布也有了初步积累，最初对大乘经进行梳理阐释的人即是龙树（Nāgārjuna）。龙树活跃于约公元二三世纪的南印度案达罗地区，代表作为《中论颂》，其唯破不立的归谬方法独树一帜，系统论证了般若经中“一切法空”的命题，主张一切思维所及、言语所表的事物皆空无自性。龙树被后来的中观派（Mādhyamika）追封为祖师，对我国佛教也有巨大影响，得誉“八宗共祖”。龙树有亲传弟子提婆（āryadeva），继承龙树而遍破外道，终激起怨忿而被杀。


   空（?ūnya）：即无自性，用来描述一切事物皆空无自体而徒有虚名，后来也指事物迁流变动而无恒定实体。


   抄于约六七世纪的《中论颂》梵文写本


   6世纪时有佛护（Buddhapālita）与清辨（Bhāviveka）两大论师。佛护只有一部《中论释》传世，对《中论》的归谬论证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但并未表现出派别意识，也没有对当时流行的瑜伽行派进行回应或批判。而稍晚的清辨则援入瑜伽行派的因明理论以诠释和改造龙树的空观，主张步步为营的逻辑演绎可以通达胜义，并以二谛重组“缘起性空”理论，奠定了此后中观派的基调。清辨著有《般若灯论》和《中观心论》等，不仅对佛护提出批评，也批判瑜伽行派的唯识理论。他在著作中首次使用了“中观派”一词，是中观派自我认同之始，自此大乘佛教形成中观、瑜伽二分格局。清辨的门人也一直与瑜伽行派论争，玄奘在那烂陀寺时曾调和双方观点而著《会宗论》。


   二谛：即胜义谛与世俗谛。大乘佛教中原指圣者与凡夫的两种见解，即如实见与颠倒见。后来被阐释为两种真实、两种标准，或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


   7世纪的月称（Candrakīrti）著有《明句论》和《入中论》等。他拥戴佛护而讨伐清辨，确立了中观派的内部对立，后来这两个体系被称为应成派与自续派。


   其后的中观大家是寂天（?āntideva，约685～763），在那烂陀寺曾被称为只会吃、睡、拉的“三行者”而遭驱赶，他当众诵出《入菩提行论》，众为折服。


   8世纪时，自续一系的论师寂护（?āntarak?ita，约725～788）在世俗层面上援入唯识无境的理论，这一思想体系被称为“瑜伽行中观”。与之相对，之前以清辨为代表承认有世俗外境的自续派思想又被称为“经部行中观”。寂护曾两度入藏传法译经，并修建桑耶寺，组建僧团，终卒于西藏。其弟子莲花戒（Kamala?īla，约740～795）也入藏传法，曾与汉地禅宗和尚摩诃衍就修行顿渐之说展开争论。


   应成一系起初在印度并无太大影响，西藏前弘期传入的也主要是自续一支。在印度佛教接近尾声的10世纪以后，应成派地位逐渐提升。印度论师阿底峡（约982～1054）师从应成派的觉贤，于1042年被请至西藏译经弘法，形成噶当派。西藏僧人宗喀巴继承和发展其学说，形成格鲁派，尊月称与应成派为中观正统。


   瑜伽行派
三四世纪之际，《解深密经》等宣扬唯识理论的经典在印度开始流行，以瑜伽行派（Yogācāra）为代表，大乘佛教哲学日趋深化细化，传入中国后，形成地论宗与摄论宗，经玄奘的系统译传而成法相宗。


   相传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为弥勒（Maitreya），曾是释迦佛弟子，现居兜率天宫，未来当下生成佛，为释迦佛的继任者。有众多论典署名为弥勒，学者多认为是托名，也有认为4世纪之际印度确有名为弥勒的论师。


   瑜伽行派代表人物和实际创立者是5世纪无著（Asa?ga）、世亲（Vasubandhu）兄弟，西北印度犍陀罗人。据说无著先修小乘而不得满足，后入兜率天得弥勒亲授。世亲曾著《俱舍论》集小乘思想之大成，后改宗大乘，与无著共弘弥勒学说，也有学者认为大小乘各有一位名为世亲的论师。


   该派的根本论典有“弥勒五论”之说，但汉藏传承名录有异。其中重要者为《瑜伽师地论》，汉译有100卷之巨，堪称该派甚至大乘佛教的百科大典。无著的《摄大乘论》为瑜伽行派的纲领性文献。《唯识二十论》和《唯识三十颂》是世亲的代表作，前者反驳异见，后者构建唯识体系。印度曾有十家论师为《唯识三十颂》作注，玄奘将其糅译为《成唯识论》。


   《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梵文写本


   不同于中观的唯破不立，瑜伽行派兼以正面表诠，在认同空观的同时采入众多名相，以“三性”为理论框架，主张世界的真实运行机制之中只有认识活动（识），而无认识对象（境），恰如梦中所见，即“唯识无境”，因此该派又称“唯识派”。


   三性（trisvabhāva）：又称“三自性”、“三自相”，指三种存在形式。唯圣者可见的阿赖耶识与前七识的交互运行机制，是“依他起自性”。凡夫不见真相，依名执体而臆造诸法，所见一切本无所有，称作“遍计所执自性”。若如实了知而息灭妄执，即见清净真实之“圆成实自性”。
阿赖耶识（ālayavij?āna）：又称种子识、藏识。八识之第八识，在唯识缘起中起枢纽作用，存储前七识活动生成的种子，并于后时生起前七识现行，种子与现行交互作用产生世界之图景。


   陈那（Dignāga，约五六世纪）和护法（Dharmapāla，约6世纪）对该派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称为“唯识今义”或“今学”，无著、世亲及其继承者德慧、安慧等所传即称“古义”或“古学”。其主要区别为：古义认为万法唯是识而无有境，今义则认为识外无境，识内有境，境由识变而不离识。陈那还撰有《因明正理门论》、《集量论》等因明论著，将五支作法改革为三支作法，是印度古代逻辑学史上的转折和飞跃。7世纪的法称（Dharmakīrti）发展其体系，将印度逻辑学推向高峰。


   瑜伽行派兴起的同时，《如来藏经》、《涅槃经》、《胜鬘经》等如来藏系经典也开始流传，宣扬一切众生皆有清净如来藏为根本所依，但为烦恼所覆藏，并最终将如来藏与阿赖耶识联系等同起来，形成如来藏缘起理论，曾对汉传佛教产生巨大影响。虽然早期大乘经以及瑜伽行派文献之中也有提及“如来藏”一名，但真如缘起理论与瑜伽行派的唯识体系实则判然有别。


   佛像的出现
犍陀罗地区曾被大夏的希腊人统治百余年，希腊神像传统遂植根于此。至公元1世纪的贵霜时期，该地区出现了以人的形象表现佛陀的艺术形式，带有强烈的希腊罗马风格，如鼻与高额相连，深眼细眉，薄唇微笑，波浪式卷发，罗马式通肩长袍等。


   马图拉地区约与犍陀罗同时出现了佛像。不同于犍陀罗风格的深邃内敛，马图拉风格造型饱满，圆眼厚唇，带有鲜明的印度本土特征。


   密教


   戒日王之后北印度复归割据，此时印度佛教的情势已大不如前。一方面伊斯兰文化阻断了西北部的传播路线，另一方面，婆罗门教进入印度教时期而日益强大，对佛教产生了巨大冲击。佛教在衰落与边缘化的同时迅速密教化。8世纪初波罗王朝建立，以巴特那为中心，雄踞比哈尔、孟加拉一带。其统治者崇信佛教，在那烂陀寺附近修建欧丹多富梨寺，在恒河岸边又建超岩寺，这三大寺成为晚期佛教尤其是密教的中心。


   密教即秘而不宣之教，又称怛特罗佛教。怛特罗（tantra）又译为“续”，密教文献即称为“续部”。怛特罗是雅利安文化之外的一种印度本土文化，重神秘体验，在吠陀时期体现为湿婆信仰，2世纪之后在婆罗门教中形成了湿婆派，至7世纪其影响开始彰显，佛教大规模采入其内容，进入密教阶段。密教的哲学体系主要取自大乘而无甚创建，行法仪轨则与传统大乘迥然有异，是其不共之处。


   据记述，佛陀本人反对咒术、神通等神秘元素进入佛教，却也允许作禳灾、祛病、防护之用。早期佛典中就已出现咒语，据说大众部和法藏部还曾结集有《持明咒藏》。大乘经中虽多见真言和陀罗尼，但仅是辅助元素，被称作“杂密”。


   依照发展顺序，密教经典大致可分为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四大部。


   一些包含大量密咒成分的大乘经典被称为事续。此部尚属杂密，以解说事相为主，有外法仪轨，而无观行内法。


   约7世纪前期出现的《大日经》（汉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其内容由大日如来（又译毗卢遮那佛）而非释迦牟尼宣说，开显胎藏生曼荼罗，确立了大日如来的中心地位，主张“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以身结印契、口诵真言、心观本尊的“三密相应”为究竟之途，树立即身成佛的教义，标志着“纯密”的出现，也称真言乘（mantrayāna）。以《大日经》为代表的解说内在行法的经典，被称为行续。


   瑜伽续的代表经典是约7世纪后期成立的《金刚顶经》初会，又称《真实摄经》，主要解说金刚界曼荼罗，凸显阿閦佛的地位，宣扬大乐思想，并出现性力内容，是中期密教的开始，其后的密教又称金刚乘（vajrayāna）。


   8世纪出现了无上瑜伽部文献，崇尚性力，特尊阿閦佛，修法包括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后者为此部所独有。该部主要包含大瑜伽续和瑜伽母续两类，西藏称为父续和母续。


   10世纪之后为晚期密教时期，有易行乘（又译俱生乘）和时轮乘两支。易行乘没有特定经典，代表文献为《道把歌》，反对深奥的理论与繁琐的仪轨，主张自然天成、简便易行之道。有学者认为其受到了中国道教的影响。时轮乘出现于11世纪，属无上瑜伽部的一支，是印度密教的最后阶段，其中有体现佛教联手印度教对抗伊斯兰的愿望。


   印度佛教的灭亡与复传


   12世纪末，西北部的伊斯兰军队不断侵袭偏安于印度东部的佛教，所到之处屠僧毁寺。13世纪初三大寺遭毁，被视为印度佛教灭亡的标志，然而有证据表明佛教在印度东部还残存了约一个世纪，此后便是佛教的空白时期。


   1891年，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在科伦坡创立了大菩提协会，并于1920年在加尔各答建立寺院作为协会总部，成为印度佛教复传的象征。经过该协会的艰苦努力，20世纪50年代，佛陀的觉悟之地菩提伽耶由佛教徒与印度教徒共管，佛教徒首次进驻。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现今该协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印度各地。


   印度佛教的另一位领导人物是安倍德卡尔。他出身于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种姓，自幼致力于改变贱民地位，经多次失败后宣布与印度教决裂，其后活跃于政坛，成为印度独立后首任司法部长。他于1951年创立印度佛教协会。1956年佛陀涅槃2500周年（南传纪年）纪念活动之际，安倍德卡尔宣读誓言，正式皈依佛教，有近50万贱民随之皈依，被称为“新佛教运动”，追随者称新佛教徒。


   经社会各界努力，现今印度的佛教圣地都得到了保护和修复，一些大城市还设立了佛教的组织机构和寺庙。据2001年统计，印度有800万佛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