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契嵩对佛教传播产生深远影响，至今仍有许多著作研究他的理论。

   北宋时期，广西出了一位高僧，他就是“明教大师”契嵩。

   契嵩（1007～1072年），字仲灵，自号潜子，俗姓李，宋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契嵩7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父亲临终前，让家人把这个小儿子送到寺庙当和尚。过了几年，契嵩的兄长们发觉他聪颖可教，想接他回家。他母亲反对说：“让孩子出家是你们父亲的遗命，不可随意更改。”于是，契嵩在13岁的时候正式落发为僧。

   19岁的契嵩在寺庙中饱读各种经书后，仍觉得不够，打算到各地云游，增长见识。这一举动遭到族人反对，但母亲支持他外出。于是，他游历湖南、湖北和江南一带，没有固定的住所。他在游历期间，头上常戴着一座观音像，每天还口诵“观音菩萨”十万声。很多人见了，都说他对佛教虔诚，是一个有修行的好和尚。后来他来到江西筠州（今江西高安）洞山寺，师从晓聪禅师学法。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他又来到杭州，被那里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遂决定在灵隐寺永安院定居。

   杭州素来是高僧云集之地，佛教文化氛围浓郁。契嵩本以为在此可以扩大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境界修为，然而在与众僧交流、议论中，他大为失望。因为他看到很多人都目光短浅，和他们讨论禅宗祖宗等重大问题时更是时有分歧，难以共处。于是他改变做法，觉得与其对众人白费口舌，不如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流传于天下、后世。

   契嵩首先看到，包括欧阳修在内的一些著名古文家极力提倡古文运动，强调儒教的正统地位，强烈排斥佛教，使得佛教的地位和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当时的排佛浪潮十分不满，于是决定用笔杆子来为佛教正名。

   契嵩于书无所不读，既通晓佛典，又精研儒籍，思想深邃又不乏灵性。他运用所学知识，引经据典，很快写出《原教》、《孝论》等10多篇文章。《原教》主要针对士大夫们反对佛教的情况，认为佛教和儒学的根本目的都是劝人为善，儒是圣人用以治理社会的，佛是圣人用来治理出世之人的，二者本质相同，排佛实属不该。《孝论》则对出家人是否应尽孝道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列举慧能、道丕、智藏等高僧孝顺父母的故事，说明出家人不应忘却亲情，同样要守孝道。契嵩认为，出家人的行善如果不能泽及生养自己的父母，那还谈什么关爱万物呢？他觉得出家人不应忘本，行道应从亲恩做起。

   契嵩的这些论点犀利鲜明，行文流畅，颇得当时各界名流赞誉。当时很多学儒的士大夫如章望之等，争相传诵他的文章，很多文人逸士也乐于同他交流，他也趁机向众人讲述儒、释之道一致的道理。经他耐心劝导，很多士大夫改变了排佛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儒、释的交融。

   后来，契嵩又发现佛家关于禅宗的承传问题存在严重错误，佛教天台宗根据《付藏传》的记载，总共立了24位祖师，与历史不合。契嵩认为，禅宗传入中国的历史悠久，谍谱难免发生差错，缺乏知识的学者难以推考出传承根本，但又相互争论，各持己见，古今聚讼不休，祸害不浅。若不从根本上溯清禅宗的传承谱系，就难以将佛教的影响力继续扩大。于是他根据《大涅槃经》、《智度论》、《禅经》等佛家经典，以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溯源下推，到达摩祖师为28祖，从而论证24祖说是错误的。

   他将考证各佛祖年代、事迹的文字共10多万字编成一本《传法正宗记》。之后，为了让众多佛家明了禅宗祖师世系，他用浙江所产的绸子排列绘制出各佛祖相互承传的图像，取名《传法正宗定祖图》。契嵩随后还考论各宗祖的事迹本末，编成《传法正宗论》两卷。契嵩的观点遭到天台宗的强烈反对，但他仍持己见，坚持与他们论辩。

   随着这三部著作的问世，加上此前撰写的10多篇文章，契嵩从一名普通僧人一跃成为江南一带有名的著作家和论辩家，他的论著日益受到当地官员的关注。观察李瑾在读了契嵩的书之后，大为赞赏，于是上奏朝廷，赐给契嵩紫方袍一套。

   尽管如此，契嵩的观点仅在江南一带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清楚地认识到，若要扩大声势，从根本上改变佛教的境遇，就要取得朝廷的支持。于是他将《原教》、《广原教》和《孝论》三文合编为《辅教编》一书，并携此书与《传法正宗记》等书北上京师开封。到开封后，他请开封府尹、龙图阁学士王素代他将二书的事上奏朝廷，并随即写了一封万言书给仁宗皇帝。他在《万言书》中重申了《原教》中的主要观点，希望仁宗能出面挽救佛教，然而仁宗皇帝并未及时答复。

   随后，他又拿了一套书上进，并给皇帝上了第二封书。在《再上皇帝书》中，契嵩主要概括总结《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三书中的观点，认为祖是佛教的大范，宗是佛教的大统，如果宗、祖不明，天下学佛的人就没有统一的方向，危害极大。因此他请求皇帝下诏，将他的《传法正宗记》等书让传法院编入大藏，以此确立自己的理论正统。

   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关景仁主簿等熟人，向宰相韩琦及富弼、田况、欧阳修等朝廷公辅大臣写信，并给每人赠送一套书，希望得到他们的重视和支持。韩琦和欧阳修对契嵩的辞采和观点都较为赞赏，这令契嵩兴奋不已。于是他主动拜访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两人相谈甚欢，互相赞赏。契嵩的名字不日就传遍了京城。过了不久，仁宗皇帝读完了契嵩的书，赞赏有加，下诏将书交付传法院编入大藏，并赐给契嵩“明教大师”的法号。

   仁宗皇帝的诏书使得契嵩的名望达到顶峰，韩琦等王公大臣纷纷接见他，这为契嵩传扬自己的观点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契嵩心满意足，谢绝了大臣们邀请他留居京师悯贤寺的好意，只身买舟东下杭州。

   虽然契嵩的《传法正宗记》等书被编入大藏，但是很多学佛之人仍极力反对他的28祖说。他们纷纷搜寻各种证据与契嵩辩驳，契嵩也是寸步不让。他的态度甚至引起一些友人的不满。

   契嵩此后一直居住于灵隐寺，并在晚年写了一部名叫《非韩》的书。该书共30篇，主要是针对韩愈的《原道》进行反驳。契嵩认为《原道》是古文家们排斥佛教的重要理论根据，驳倒《原道》便能从根本上去除排佛的理论武器。契嵩根据儒家经典，广泛征引韩愈的著作，全面批驳韩愈的观点不合儒家之道。契嵩的某些观点虽然牵强附会，却能自圆其说。

   契嵩一生写了60多万字的文章，共100多卷，可惜到南宋初已经散佚一半。现在只留下《镡津文集》，连附录共22卷。他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著书和论辩，加速了佛教和儒家学说的融合。他的禅宗28祖之说，也为后世很多佛家所采纳。这些都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为强于论辩，契嵩与众多佛门中人不合，但他能时刻注意自己的修行，始终以佛门戒律自律，生活俭朴异常，成为佛家典范。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66岁的契嵩在灵隐寺永安院圆寂。（来源于光明佛坛）